翁飞美文之：淮军六将

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 

1884年，中法战争的烽烟从中国的西南边陲烧向东南沿海，祖国宝岛台湾危在旦夕。安徽庐州府大潜山下，一位养疴田园的淮军名将奉诏出山，临危受命，领导台湾军民成功地进行了抗法保台反侵略战争；战后，台湾建省，他又首任台湾巡抚，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正因为如此，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先生称赞他：“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这位可以和郑成功相比肩的英雄人物，就是刘铭传。

    刘铭传的一生大起大落，很具有传奇色彩。他18岁手刃土豪起家办团练，25岁组成铭字营率先加入李鸿章的淮军。在内战的烽火中，他所统率的铭军迅速壮大，成为最早装备洋枪洋炮的近代化劲旅。他本人也平步青云，28岁就升任清廷武职的最高官阶——直隶提督。但他“不乐以武功暴天下”，而是“思耸国家于富强之列”，也就是想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能够为国家的富强出力。然而，清代官场重文轻武，没有科举功名的刘铭传，很难跻身于封疆大吏的行列。因此，他早在1870年就辞官归乡，一呆就是14年，反映出一种报国无门的无奈。

是台湾给了刘铭传机遇，也给了他施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抗法保台，建设台湾，刘铭传一生最光彩的亮点在台湾。他在受到清廷的召见后，毅然辞谢老上司李鸿章要他留在天津帮办北洋海军事务的美差，而是舍安就危，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率领134名淮军子弟兵突破法军的海上截击，雨夜渡台。在马江战役后法军重重封锁的极端困难的局面下，他成功地化解了当地驻军的湘淮矛盾，并团结台湾山地原住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台湾保卫战，撤基保沪，先后取得淡水大捷和基隆大捷，使得狂傲不可一世的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最终困死在澎湖岛上。

战后，台湾建省，说明作为东南七省门户的台湾，其战略地位受到清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大刀阔斧，励精图治。他在台湾的政绩，大致可以分为建置、防务、吏治、理财、发展工商业、开发后山和发展近代教育等方面。在建置上，他在台湾省先后设置三府、一州、四厅、十一县，奠定了今天台湾省行政区划的基础。在防务上，他充分理解清政府在台湾建省的意图是为了更好地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务、并充分认识到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先后在基隆、沪尾、旗后、澎湖等地修建了新式炮台十座，把防务的重点放在北部。在吏治上，他努力做到赏罚分明、秉公执法，惩处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员，保荐和提拔了一大批在台湾国防和经济建设中做出贡献的人才。在财政上，他注意开源节流，重点抓好了清赋和整顿厘金两项工作，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资金基础，台湾刚建省时，经费不能自给，需要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福建的协饷每年共80万两白银，经过刘铭传的整顿，五年后就取消了福建的协饷，并且不要中央财政的补贴了。在发展工商业方面，他殚精竭虑，所做的事情最多，开办了基隆煤矿、设立了全台商务总局和官（樟）脑总局，修建了台湾铁路，铺设了跨越海峡的海底电缆，改革邮政，发展航运和对外贸易，创办西学堂、番学堂等。正因此，他被称为“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今天，台北的新公园里，仍然竖立着刘铭传的铜像，台湾各地有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和街道，反映了台湾人民对这位为台湾的繁荣富强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的爱戴。  

丹青妙技绘先祖，功勋流芳展世人

——评《张树声画传》

  在合肥西乡三山众多圩堡中，张老圩的历史最为悠久。据定远名士方浚颐记述，早在咸丰初年社会乱象初现，本书传主张树声之父张荫谷即“为自全之计，招乡人筑堡于周公山下殷家畈，从而归者万余家。”（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三十三）这就是张老圩的由来。随着太平军入皖和捻军的南下，邻近的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唐殿魁唐定奎、董凤高、聂士成等也纷纷筑堡修圩，以耕以战，百里之内，互为声援。特殊的地利和强悍的民风，使得西乡团练，在当时（清）兵、（土）匪、发（即太平军）、捻（军）四大力量夹缝之中，不仅足以自保，而且越战越强，成为令各方都不敢小嘘的凶悍地方武装。

经过张荫谷、张树声父子两代的经营，到咸丰末年，张老圩已隐然成为西乡诸圩堡之盟主。这从以下一件事上可以印证：咸丰十一年春，张树声得知曾国藩率湘军东下入皖、逼近省会安庆时，曾召集各圩团练首领商议说：吾皖中诸豪，振臂一呼，诚为举足轻重；但现在曾湘乡开府治军，天下属望，又有吾乡少荃先生佐幕持筹，足可以为吾辈介绍；我们不如通过他为我们求个英雄出处。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由张树声起草一封致李鸿章函，“洋洋数千言，洞陈天下大事暨同乡诸圩人士慷慨报国意”。（曾啸宇：《谈刘铭传》，王梦蝶：《淮军丛话》）李鸿章收到此信时正在南昌度假，他立刻转呈东流湘军大营，并给曾国藩附上一份亲笔禀帖，推崇张树声“血性忠义，历年办团带勇，现居庐、六交界，结乡民数十寨以自卫，舒、庐贼不敢近。可谓疾风劲草矣。”（《合肥李文忠公墨宝》）曾国藩读完张树声的信，赞叹道“独立江北，真祖生也！”（吴汝纶：《张靖达公神道碑铭》）把他比作东晋名将祖逖。也正是有了这封信，所以李鸿章组建淮军，张树声立刻联络刘铭传、周盛波等三山团练率先加入，成为淮军最初的骨干营伍。由此原故，本《画传》的作者，将传主称之为“淮军实际组建者”，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张树声本人，因在同侪中年长持重，“好为深沉之思”，加上有廪生的科举功名，在淮军将领中第一个由武登文，走上仕途，并扶摇直上：徐海道、直隶按察使、署直隶布政使、山西布政使、护理山西巡抚、署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实授江苏巡抚、调任贵州、广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在李鸿章丁忧期间，一度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淮军、淮系集团后来的实际发展中，成为仅次于李鸿章的第二号人物。

就政绩来看，他在历届任内，均能做到务实勤政，清理狱讼，减轻民负，正己率属，察吏更严，所到之处，群情翕然。作为一名洋务派官员，他能在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势下，努力向西方学习，聘请有进步思想的幕僚编成《敦怀堂洋务丛钞》，探求自强之道。面对列强的欺凌侵逼，他在1882年会同淮军名将吴长庆果断地平息了朝鲜“壬午兵变”及其引发的日本入侵危机；并在中法战争一触即发的严峻情势下坚决主战，战事最初失利即自请严加议处，引咎辞职，专办军事，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病故在黄埔行营，体现出一位开明官员无比爱国的拳拳赤诚之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遗折》里向清廷慷慨陈词，认为：“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因此恳切要求清廷能够“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并在满朝封疆大吏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振聋发聩，令人肃然起敬。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样一位在近代史上声名显赫、功绩卓著的爱国人士，无论研究和宣传都很不够，今天应该急起直追，予以充分关注和挖掘。

在张树声的身教垂范下，张氏一门也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成为名副其实的江淮望族。十多年前，一位有心人、美籍华裔史学家金安平女士即开始着手收集张氏家族的史料，并在前不久出版了记述张家后人故事的《合肥四姐妹》，在海外与合肥原籍都引起不小的轰动。记得当年她和先生史景迁教授（著名美国汉学家）一起来合肥寻访张家故迹时，曾经向我们几个当地的史学工作者索要过张树声的照片，后来我在主持国家清史工程《淮军》文献编纂项目时，也向已经成为朋友的几位张氏后裔多次征询，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位张氏家族大家长本人的真容照片已不可得，实为一大憾事。

现张靖达公苗裔、著名画家张以永先生根据前辈先人的口述以及长期积累的史料介绍和绘画经验，积数年之力，潜心绘制成此本《张树声画传》，以其先祖张树声的主要事迹为主线、辅以合肥乡邻及其他淮军将领之故事，共作图一百余幅，配以浅显易懂的文字，以图文并茂、神形兼备的形式，使读者能对这样一位在近代史上曾经大放光彩的著名人物的生平业绩乃至音容笑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确实是一种十分可喜的尝试，也是一件宣传爱国主义和弘扬优秀乡土文化的优秀作品。钦佩之下，欣然命笔为之推介，请广大读者通过这本《张树声画传》，对我们这位乡前辈以及我们厚重而灿烂的淮军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传略

周盛波，字海舲，行四，生于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1830.8.17）；周盛传，字道林，号薪如，生于道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1833.8.3）晚号北海老农，行五；兄弟六人，父方严，早卒；母栗氏。[1]周氏一族祖籍江西临川，元末明初因避战乱迁徙合肥西乡，定居紫蓬山麓，因名“山周”[2]，世代务农，至盛波兄弟已十五世[3]。早年家贫，有一年大旱，颗粒无收，盛传与妻兄相商，忍痛将未婚妻袁氏改聘别家，得聘金两家共分，方得以活命。后盛传发迹，才将袁氏赎回完婚。其妻兄即同里袁圩之袁宏谟，曾任太平军余杭守将，失败后回籍归隐，出家为僧，同光年间先后任紫蓬山西庐寺、庐州府明教寺主持，收抚流亡，赈灾济贫，法号通元上人。

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克安庆，直逼庐州。清廷谕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回皖办理团练事宜，翰林院编修李鸿章随行，所办团练称官团。时地方大乱，土匪蜂起，豪强之士亦纷纷办团自保，号曰民团。周氏昆仲，即应族长周方策资助，随三兄盛华于紫蓬山下罗家坝附近筑圩结寨，募集团练，“为保乡里计”[4]。约此同时，张树声张树珊兄弟于周公山下殷家畈、刘铭传于大潜山麓四房郢，并联络附近唐殿魁唐定奎兄弟、董凤高、吴秉权、叶志超等纷纷筑起圩寨，号称西乡三山团练，百里之内，岗峦起伏，圩寨棋置，互为声援。

庐州府地当皖中战略交通孔道，为兵家必争。太平军两克庐州、三河大捷，战状均极惨烈，清历任皖抚江忠源、李孟群、翁同书，乃至湘军悍将李续宾，非死即败；李鸿章等官团亦难当大敌，如流星散。惟有西乡民团，处于太平军、捻军与清军激烈拉锯战的缝隙，因地形便利，民风强悍，堪以自保。周氏兄弟一支，自三兄盛华于咸丰五年（1855）二月与太平军作战阵亡后，兄死弟继，与陈玉成、陈得才诸部先后相持“将十载，为战者二百九十有六”[5]。盛波、盛传皆以勇名，并随清军出征邻近潜太舒桐各县；十一年（1861），援解寿州围，历有保奖，皆辞不受[6]。

同治元年（1862）春，李鸿章于安庆招募淮军赴援上海，因张树声荐举，盛波、盛传一同奉召前往，面受檄委[7]，遂返乡募集本部团练精壮，于五月中旬随李鹤章督率马匹、兵勇千余人由江北陆路绕行至沪。周盛波任抚标亲兵营营官、周盛传充哨官。十月，盛波所部改为盛字营；盛传接统江苏抚标前营，续回籍招募，次年正月成军返沪。三年六月，复改抚标亲兵各营为传字营。[8]盛字、传字各营，历经上海及苏南地区与太平军多次战役，时分时合，合多分少，盛波、盛传各以战功显。同治元年七月，因解北新泾之围和四江口获捷，盛波赐号卓勇巴图鲁。二年三月，克太仓、昆山，盛波擢副将，盛传赐号勋勇巴图鲁。八月克江阴，盛波以总兵记名，盛传擢参将。十一月克无锡，生擒潮王黄子漋，盛波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盛传超擢以总兵记名。三年春，淮军诸部合围常州城，盛波督队先行，由小南门破城攻入；盛传率所部径薄城根，城上炮石如雨，头面受重创，昏绝复甦，犹裹创强战。城克，兄弟双双以总兵尽先题奏、加提督衔。盛波并因千里追击黄文英、克广德，赐黄马褂。

湘军攻下金陵后，旨定裁湘留淮。时北方捻军势力大盛，曾国藩奉旨督师剿捻，遂与李鸿章商调淮军诸部北上苏鄂豫皖。盛军[9]亦在抽调之列。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调赴徐州，适安徽巡抚英翰被围雉河集（今涡阳县城），亟请援救。雉河为捻军发源的心脏地带，周边圩寨重重。周氏兄弟率军昼夜疾驰，且战且进，越宿州、趋蒙城，直捣西洋集，进逼雉河集。集临涡河，两岸皆捻军主力，北岸为任柱部驻扎，尤强悍。盛波督队先入，大呼冲阵，盛传随后麾军并进，分路夹击，围立解。盛波因功授甘凉镇总兵，盛传亦以提督记名。六年（1867）四月，盛军追击东捻赖文光、任柱部于信阳台子畈、谭家河，大败之，盛传因授广西右江镇总兵。九月，与淮军各部合击，全歼东捻军余部于沭阳、海州。

七年（1868）正月，西捻军回救东捻，进迫畿辅。李鸿章急调盛军北上，一路追击；五月，盛军驻吴桥县毛家庄，侦敌将至，以炸炮设伏，大破其众，并乘夜追至德州之杨丁庄，枪毙张宗禹之侄张三彪，生擒捻首李老怀。西捻遂不复成军，于茌平遭歼灭。此役，盛传赏穿黄马褂，并赏换拉理巴图鲁勇号；盛波则晋勇号福龄阿巴图鲁。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长期战争中，盛军与铭、鼎、树、庆、松、勋各军一起，逐步发展成为淮军的主力。淮军以将立军，李鸿章对诸将领的操纵驾驭是使其“各不相下”[10]，直接听命于他本人。如周盛波与另一淮军将领张树珊（字海柯）均以勇冠一时，被称之为“淮军二海”，但襄办曾国藩担任前敌指挥的刘秉璋，对他们“既不能令，又不受命”[11]，以至连曾国藩也无可奈何。久之，淮军军将士无形中养成一股骄悍暴戾之气。张树珊阵亡后，以周盛波尤著。

八年（1869）四月，周盛波为豫抚李鹤年所劾，以上年其部攻破唐县少拜寺民寨，惨毙多命，奏请查处。廷旨革职。李鸿章以其身在前敌，奏准免予查究。[12]至次年复疏陈其战功，开复原官。经此挫折，盛波即于当年九月以母老告归侍养；盛传由籍探亲销假来营，接统全军。自此，盛军归于一统。

九年（1870）二月，李鸿章督办陕西军务，调盛、仁各军马步十九营先行入陕，以周盛传为前敌总统。时北山宜川洛川一带，土匪溃勇蔓延肆掠。六月，盛传麾军由韩城进击，屡破于孔岩寨、老涧铺、十梅沟、蟒头山等处，擒斩其为首马意龙、戴得胜、赵玉等，不足一月，北山荡平。[13]此时正值天津教案发生，法英诸国列强陈兵津沽，藉战要胁。旨命李鸿章率淮军迅赴直境。周盛传闻命即行，所部由韩城分起渡黄，至山西平阳会合；因和议将成，遵旨缓进。九月，海疆事靖，奉调移驻济宁兼护粮运。

天津教案议结后，安徽巡抚英翰奏请加强天津海防，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驻节天津，奉旨筹办，函招盛传相商。盛传遂轻骑赴津，遍勘大沽、北塘各海口形势，绘制地图并向李鸿章建议：添设海口炮台，应以土木建筑，驻兵不宜过多，而后路数百里间，必须重兵坚垒，巨炮相望，节节布置，乃可立于不败之地。十年（1871）二月，檄调周盛传所部移驻直隶青县马厂，并令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加修炮台工事。盛军自兹长屯畿辅，拱卫京师，成为北方渤海湾国防主力军。五月，盛传回籍省亲，盛波来营任事。次年十月，盛传回营，盛波离营归籍。即使作为国防军，盛军仍由周氏兄弟相继接统，与铭军由刘铭传和刘盛藻、刘盛休叔侄接统同出一辙，淮军之宗族性、私属性于此亦可略见一斑。

十二年（1873）二月，总理衙门筹议海防，起因由李鸿章奉旨与日本为《中日修好条规》换约，因条款修改再起争端。李深虑一旦海上有警，津沽海口部署尚形单薄，于是密札向周盛传问三策：堤黄河，挑减河，建城垣。答以三事皆重要，而海防之要尤在筑坚城、修炮台营垒。[14]并指出：“目前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鉴于叠次夷案，诚不可一息而忘自治。”[15]鸿章大为赞许，惟虑经费奇绌。盛传遂动员阖军将士，以兵代夫，又捐出盛军历年欠饷银五十五万四千二百四十两购办物料。自同治十二年三月起至十三年十月，春融开工，冬冻停作；各营分工分段，盛暑烈日，旁午弗休，竭万人之力，始在大沽口后路西北三十里处，筑成天津新城。共计筑成内外两城，大炮台三，小炮台七十一。[16]筑城之法系从多年实战经验出发，就地选材取料，间或与泰西洋人之法暗合。[17]光绪元年（1875），复于新城设义学，修街衢，招徕商贾，使海滨荒陬，屹然为重镇。六月，李鸿章奏准周盛传调任天津镇总兵。[18]

新城督工之际，盛传往来天津、静海之交，见其地空阔百余里，潮汐一日两至，可改为水田。遂于光绪元年春留马队驻马厂，其余大部拔队移屯天津之南洼潦水套（亦称小站，今新农镇），该处南扼祁口，东控大沽，与新城地气相接，适宜屯垦。先是在上年春，盛传即督率将士疏浚葛沽下引河二十里，绕南而通于护城河，复于城东北、西北两隅建水闸两座，一引甜水（即淡水），一去咸水，试垦万亩，秋后略有所获。此时大军移驻，即开始大面积屯垦。自咸水沽以下引河四十余里，沿河两岸开田疏沟，由近及远，逐年在南至祈口、东至葛沽的新城附近方圆百里陆续开垦。另从英国购进火轮水车四架，以增水速。数年间，自新农镇至大沽口开新河九十余里，分辟支流十数条，上接南运减河，设立桥闸不计其数，引甜去咸，成良田六万余亩。所用稻种，均取自盛军原籍江淮地区，其耕作方法也因士兵传授而得以推广，并因地而名“小站稻”。北方地处高纬，日照长，久之，此稻自成一绝，衍成贡品，名动京畿，津民至今感念。盛传于操练耕作之暇，常与军士讲土宜，辨物产，种植收获，储峙军资，以暗合古人有事则兵、无事则农之遗意。

盛军驻防小站后，“座营无掠夺之利，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涣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逃者纷纷。”[19]加上长期屯垦兴作，各营“操练不刻意考究”，营哨官并不督操，“哨官哨长脱靶后往往嘻笑自如，全无愧色。”[20]对武器不知爱护，各营短缺枪械零件甚至全枪损坏者也复不少。军纪涣散、克扣兵饷事件时有所闻。[21]光绪三年正月，甚至发生由哥老会分子煽动引起的兵变。[22]虽经迅速扑灭，但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边疆危机日趋严重的局势下，面对盛军存在的上述问题，周盛传开始意识到作为一军统帅的职责，不断对军队进行整顿。早在同治十年入驻京畿之初，即编唱《盛军训勇歌》，以严申军纪不扰民为要义。光绪初年，又连续发布文告，如《讲求操防谕》、《严定枪程谕》、《教练洋枪谕》、《精练马队谕》、《严整营规谕》、《营弁操谕》、《训将领谕》等。在严格纪律、加强操练的同时，还不断改进和更新武器装备。光绪元年（1875），以后膛枪士乃得、呍者土得枪一万支装备盛军，代替了前膛枪；五年后又以更新式的哈乞开司枪代替了士乃得枪，并配备克虏伯炮队三营。经此两次换装，“盛军利器足与西洋相埒，遂为各省防军之冠。”[23]盛传本人，在每次换装后，“见新制必审其机括”，穷其机理，以熟知西洋军火得失。[24]有感于普法战争后，德国陆军名闻天下，光绪五年（1879）起，又率先令盛军改习德操，以德国留学归国的弁目查连标充教习。五年后，李鸿章聘德国军官来华教练，德员李宝检阅盛军，称其操法已与德国相去不远。正是出于对西洋军事技术的精研和了解，此后当中法战争期间，周盛传即和其兄盛波联袂向李鸿章上书，“禀请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设立学堂，遴派德弁充当教师，挑选营中精健聪疑、略通文义之弁目到堂肄业。”[25]此即是创设北洋武备学堂之由来。

光绪九年（1883）三月，中法战端已现，廷旨命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盛传闻讯后立即递上一份禀帖，极力主战，并“力请率队从征。”[26]李鸿章回任北洋后，其又屡次上条陈，建议山海关一带驻重兵，祁口海口派总兵李长乐部乐字营防守，意见多被采纳，北洋防务可称布置周密。不仅如此，盛传还心系南疆前线，先后致信广西提督黄桂兰，希望其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驻粤旧部淮军将领杨安典，授以“御夷之计”最要者约有十端：利器械，精训练，察地势，料敌情，选勇敢，尚精细，明赏罚，同甘苦，除习气，戒骄惰。[27]还通过铭军将领刘盛休、刘朝干向刘铭传致意，盼其尽快出山参加抗法。

光绪十年（1884）七月初三日，法舰队在福建马江不宣而战，击沉南洋水师战舰多艘。初五日，李鸿章上奏，请饬周盛波募勇来津，陈明津防枪炮精利训练严整以盛军为最，“周盛波勇于战阵，深得士心；周盛传严以驭众，兼师洋法，各有所长。” 二者相互为用，可得临敌指挥如意之效。令周盛波选募精壮十营，作为犄角援应之生力军。[28]在此之前，周氏昆仲业已互通声气，盛传未雨绸缪，于年初即派总兵宋冠军返乡协助招募。八月，新募盛军如期到营，惟盛波以母老缓行，此部新军暂由记名提督卫汝贵代统。[29]后经廷旨一再催促，盛波方于十二月到津。李鸿章复上折，饬令周盛波与周盛传会统盛军各营，“所有大沽、北塘海口前敌各军均令周盛波总统节制。”[30]盛波受命后，率领各部日夜操练，风雨无阻，严阵以待。

周氏昆仲事母至孝。同光年间，直隶、山东灾害频仍，百姓流离，盛波、盛传谨遵母训，多次倡捐，并动员和组织盛军将士赈济，捐钱粮、设粥厂，沧州、青县、东光、河间、献县、交河各地灾民皆受其惠。又在家乡倡建义庄、义学，捐资修建巢湖文峰塔和庐阳学宫，多行善举。此时周母栗氏已年逾九旬，体弱多病，四兄抵津后，盛传即以十余年间统兵在外，未遑尽孝，禀求乞假返乡侍奉，李鸿章以海防紧要坚留。“书再上，情词愈切，留益坚。”[31]十一年五月，栗氏病故，清廷下诏：周盛传赏假百日回籍治丧，假满后改为署理湖南提督。周盛波仍留营统军。盛传得旨星夜兼程，于六月初五日驰回里门，因哀恸过度牵发旧伤，创痕迸裂，呕血数升，于六月初四日酉刻病故。[32]李鸿章奏闻清廷，下诏予以优恤，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专祠，谥号武壮。

母、弟相继病故，盛波内心哀痛可知。但战事初平，海防紧要，李鸿章随即密陈，以周盛波接替署理湖南提督之职，戴孝留营。盛波亦以治军无人，服从大局，留任津沽海防前线，调和将帅，抚绥士卒，三年如一，克尽职责。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随李鸿章巡视渤海海防，遍历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各港口，策骑驰驱，指画要塞形胜，提出很多有益的防务建议。九月二十四日，骑马巡视各营，感染风寒，触发旧疾，遂于十月初二日子刻病故。[33]奏上，清廷诏优恤，建专祠，谥号刚敏。 

附：考异

周盛波周盛传兄弟赴沪时间及盛字传字各营成军时间考

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受李鸿章招请，募集所部团练成军以及何时赴沪，史学界向有不同看法，特为考异如下：  

根据王尔敏和樊百川两位先生的考订，淮军在安庆初建，其营伍情况如下表：

                                                               淮军初建营伍情况表  [1]

                                   ─────────────────────────────

                                           营  　号　　  营　官（籍贯）　职衔身份　　　来　源

                                   ─────────────────────────────

                                       亲兵营（2营）　韩正国（湘阴）　通判　　　　两江督标亲兵

                                       周良才（长沙）  都司　　　　两江督标亲兵

                                       开字营（2营）　程学启（桐城）　参将　　　　曾国荃部

                                       春字营（1营）　张遇春（巢县）　都司、武举　李鸿章团练旧部

                                       树字营（1营）　张树声（合肥）候选同知、禀生合肥西乡团练

                                       铭字营（1营）　刘铭传（合肥）　千总、盐枭　合肥西乡团练

                                       鼎字营（1营）　潘鼎新（庐江）　同知、举人　合肥、庐江团练

                                       庆字营（1营）　吴长庆（庐江）　守备　　　　合肥、庐江团练

                                       林字营（2营）　滕嗣林（麻阳）　副将　　　　江苏巡抚薛焕在

                                       滕嗣武（麻阳）  参将湖南所招、为曾国藩截留

                                       熊字营（1营）　陈飞熊（宁远）　游击　　　　曾国藩新招湘军

                                       垣字营（1营）　马先槐（湖南）　教谕　　　　曾国藩新招湘军

                                       济字营（1营）　李济元（建德）　都司　　　　杨载福部

                                    ─────────────────────────────

说明：①周良才到沪后病假，后另组良字营；

②熊、垣两营安庆阅兵后到；

③济字营后留驻池州，未赴沪。

　　在上述诸营外，值得一提的即是与张树声、刘铭传并称为西乡三山团练、后来亦成为淮军骨干大支的周盛波周盛传部，系何时立营、何时入沪？先看王尔敏的说法： “当淮军自安庆附轮援沪时，周氏兄弟，各率营众，随李鸿章绕江北陆路东下。是以最初十三营（不包括济字营─ 引者）并无盛字营和传字营，而此支部队，实应视为淮军的基本骨干。”[2]

此说的根据，出自《异辞录》和《续修庐州府志》卷四八“周盛传传”。查《异辞录》中并无周氏兄弟及盛营到沪的准确记载。光绪朝《庐州府志》则载明：“同治元年，今大学士李鸿章督师赴沪，盛传以六品蓝翔随总统淮军李鹤章带队东下，是年七月率师攻克青浦，八月回援上海。”[3]

　　而李鸿章本人则在同治四年十月初八日奏称：“同治元年臣初由安庆赴沪，湘勇以去路太远，多不愿从，乃商之曾国藩, 就臣乡里团练久战之士选将束伍，逐渐添募，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等，始仅为营官带数百人耳。”[4]光绪十一年五月廿五日又奏称：“同治元年臣督师赴沪，树声号召同里敢战之士如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周盛传等慷慨请从，臣令树声募树字三营相随东下。”[5]

　　对此贾熟村认为：“李鸿章以当事人形诸文字的记载，却与史实大有出入。”他指出，开到安庆训练的淮军最初四个营头，是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等营。并说：“各营马匹，当时的轮船无法装载，曾国藩派李鹤章率督马匹经陆路绕道皖北前往上海。与李鹤章同行的有周盛波、周盛传等亲兵一千人，亦于五月中旬抵沪。周盛波充亲兵营营官，周盛传充亲兵营哨官。至同治三年六月，周盛波所部始改为‘盛字营。’周盛传所部始改为‘传字营’。”[6]

　　陆方不同意贾熟村所述关于盛字营建立的时间，他跟据《周武壮公年谱》考订，盛字营成立于元年十月，并非三年六月。[7]

　　既然《周武壮公年谱》记载的是当事人周盛传的亲身经历，我们同样可以据此考证其入沪和立营的细节：

　　（1）在咸丰十一年末，记有“今爵相李公鸿章募淮军于安庆，招予兄弟往，予兄弟之许国爰自始矣。”[8]这说明，周氏兄弟在淮军最初编练时，确实应召到了安庆。

　　（2）在同治元年，一开始便记：“四月爵相署苏抚，统兵赴沪，予与四兄并奉檄充抚标亲兵营、哨官。时上海孤城四面皆贼，兵众航海至，闻者桥舌，贼亦轻之，既连战皆捷，贼始惧。”[9]完全是当事者亲历的口气。李鸿章担任署江苏巡抚的时间是四月，周氏兄弟最初接受的正式职务是亲兵营、哨官，[10]所以该年自此记起。既为亲兵，应当随统帅行动，所以李鸿章在《胪陈周盛波事迹折》中说“周盛波于同治元年，带队随臣督师援沪。”[11] 孙家鼐所撰《周盛传神道碑》也记述：“同治元年，李公督师至上海，规复江苏，挟公俱东。”[12]但这支亲兵并非韩正国统带两江督标亲兵（该部是曾国藩整营从湘军调拨，送给李鸿章的“赠嫁之资”[13]，共有两营，一正一副，正营营官韩正国、副营营官周良才），而是李鸿章命令其三弟李鹤章招募他当年在合肥东乡团练的旧部，这也是他想效法曾国藩和曾国荃（包括曾国华、曾贞干）兄弟的做法，建立其自己的抚标亲兵营，并让李鹤章统率，后来实际招募成军的是一千人，故光绪朝《续修庐州府志》和李鹤章本人的墓志铭都有“募兵千人”的记载。桐城名士马其昶撰写的墓志铭更是言之凿凿：“会上海来乞师，（曾公）遂荐文忠以道员超署江苏巡抚，赁外国轮船载师而东，别檄公〈按即李鹤章〉将骑五百，增募千人，绕淮扬里下河至上海会师。”[14]这是因为马匹过多无法轮运，所以和增募的亲兵从陆路绕行。周氏兄弟最初即任该营营官哨官（周盛波所统一营应为副营，但当时尚未有抚标亲兵营的名分，所以记载含糊），自当随李鹤章从陆路绕行。

　　（3）关于募兵，《年谱》随后又记道：“会(元年)四五月间，南汇、川沙相继复，军用益饶，乃大募兵。七月，予壁唐桥，进薄青浦城，一战而下。”此后便是连续作战的记载，直至“十月，带江苏抚标前营，四兄亦带盛字各营。予时奉札回籍招募”。嗣后，同治三年六月，“改抚标亲兵各营为传字营，以予统其众。”[15]  

　　由此可见，李鸿章初次招募淮勇时，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亦已应召到了安庆。周氏昆仲办练近十载，大小二百九十六仗，[16]很得李鸿章赏识，最初授予的职务：周盛波为抚标亲兵营营官，周盛传为哨官，受时为抚标亲兵营统领（共有两营）的李鹤章节制。这是李鸿章考虑到两江督标亲兵营为韩正国统带，俱系湘勇，因而着意建立自己的抚标亲兵。周氏兄弟在募集勇营的过程中共有两次回乡招募的行动：一次是在安庆召见后随即回乡募勇，其成营的时间约在同治元年四五月份的“大募兵”期间，由于抚标亲兵属于李鹤章的指挥系统，因而才会有《庐州府志》“随李鹤章绕江北陆路东下”的记载，故周盛传所部七月才投入战斗。另一次是在元年十月，周盛传在充任抚标前营营官后，“奉札回籍招募”，次年成军到沪后，便正式有周氏兄弟分别统带抚标前营和盛字各营。由此顺带而引起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淮军入沪后，并非如王尔敏《淮军志》上所说，仅有几次大的回乡招募行动，便告停止。[17]而是一个络绎不绝的过程。在淮军初建时，无论盛字营、传字营，还是抚标亲兵营，都尚未建立，因而不属于最初的营制序列。

  注释：

　[1]淮军组建之营数，王尔敏《淮军志》（参见中华书局1987年版115页“淮军初基”）认为是十三营（不包括李济元营）；其实，组建时列入建制的应为十四营。曾国藩检阅各部时，熊垣两营未到，实有十二营，（见《曾集》日记二717页）；而后来援沪，因李济元营留驻池州，所以又称十三营。另参见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9—74页。

　[2]王尔敏：《淮军志》121页。

　[3]光绪朝《续修庐州府志》卷四八，16页“周盛传传”。

　[4]《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

　[5]同上卷五三。

　[6]贾熟村：《淮军初建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7]陆方：《淮军建立再探》，《晚清淮系集团研究》41－42页。

　[8]周盛传：《周武壮公年谱》卷首，14页。

　[9]同上14－15页。

　[10]按：此处涉及到句读问题。根据李鸿章为其兄弟二人先后所上的《请恤折》和《清史稿》本传中提及二人履历，似应该兄略高于弟；即兄任营官，弟充哨官。参见李鸿章《周盛传请恤折》（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周盛波病故请优恤折》（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此即《周氏宗谱》所载《胪陈周盛波事迹折》，文字稍有出入），以上两折均引自新编《李鸿章全集》。

　[11] 李鸿章：《胪陈周盛波事迹折》，载《周氏宗谱》（七修）卷三。

　[12] 孙家鼐：《周盛传神道碑铭》同上。

　[13] 刘体智：《异辞录》卷一，28页。

  [14] 马其昶：《清故资政大夫晋赠光禄大夫甘肃甘凉兵备道李公墓志铭》（拓片）；另据李鸿章在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致两淮盐运使乔松年的信里也说：“兹派钱调甫农部鼎铭赴仙女庙采办军米、守备苗顺清迎探舍弟所带亲兵一营并各营战马，乞照拂为感。”（《朋僚函稿》卷一23页）

  [15] 同[8]15页。

　[16] 同[8]17页。

[17]参阅王尔敏：《淮军志》91－92页；126页。

                                                                   敕建鳳山昭忠祠碑（光緒三年）

王志宇導讀

（載《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360-361）

正文：

於維聖清含育萬品，釁牙咸折，肖類知歸；獨臺灣孤懸海外，物產豐殖，生蕃錯處，鼠伏猱緣，外啟戎心，內遺聖化。迺恢廟勝，輔德以威；讋遠人，馴異族，將領忠力，士卒用命。窺謀既寢，蒙機漸開。爰疇勳庸，並旌亮義烈，有勒建昭忠祠於臺灣之鳳山，祀提督王德成、張光亮、李常孚、總兵胡國恆、福建候補道田勤生等諸部死事者，無問官卒，咸得附饗。有司以時詣祭，牲幣如禮，必備必虔，褒往厲來，規制遠矣。

先是，日本以蕃戕難民為辭，於同治甲戌[34]春入犯台南。詔以今尚書沈公[35]視師，公調益軍，則遣今福建提督唐公[36]將淮軍萬人以往。唐公方屯徐州，受調霆發，義不憚行。旗鼓嚮指，號令明肅，日本度不可敵，請成而退。會生番復戕官兵於獅頭山下，移軍往征。番類胚渾，阻菁出沒，嗜殺忘死，舊以度外置之。唐公刊道列營，轉戰奪險，連下蕃社，首惡就擒；[37]餘怵軍威，相率歸命。芟獮不極，約以八條，革頑奉法，易獸為人：威行窮山，歡播醜類。視為臺灣生番服化之始。竣功，都籍陷陣，中瘴物故者幾二千人。宿將賢僚，忠存魄逝，班師息瘁，駐斾澄江，於是踰二年矣。唐公喟然語提督周志本、章高元[38]曰：「吾儕奉國威靈，涉遠犯難，師武臣職也。公等悉智盡勇，僕受其成；而王、田諸君，出不偕入！皇仁彙祀，禮亦宜之；張義抒哀，茲焉何屬？」周君、章君迺謂銘曰：「是行也，吾子實掌書記，本末具睹，忠勤共之。辭而碑焉，繄吾子之責！」銘不獲辭。

於戲！諸君在軍十餘載，南北巨孽，蕩定咸豫。今茲戢遠啟昧，烈垂方來。文嶺祠伏波，甯益祠武鄉，古今實同，頌勒何媿！祠凡十有二楹[39]，創於光緒乙亥七月，迄丙子六月落成，遷葬鳳山、枋寮兩冢，千九百十八棺。仍置祠田，守者司之，別石具勒。參將程曾郁、副將趙元成經理其事，例得附書。

辭曰：「海氣蒸鬱兮，山嵐與通。島夷旁伺兮，諸華不同。榛狉異性兮，沙塵濛濛。函入聖度兮，勞臣之功。窈林麓兮千萬重，靈風肅兮神雨從。慴彼狂兮波澂溶，福新氓兮牖胸蒙。歌峒叟兮舞蠻童，載皇覆兮永無窮。屹宇下兮碑穹隆，用告來者兮式茲群忠。」

鳳陽柳銘譔，合肥靳理純書并篆額。

大清光緒三年歲次丁丑秋八月立石。

  导读：

一、歷史背景

十九世紀不僅西方列強在東亞地區頻繁往來，對台灣也極感興趣。1867年3月發生美船「羅發號」（Rover）船難事件，船員為原住民所害，美國出動軍隊攻擊原住民，但並未解決問題。後來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er）深入瞭解台灣原住民地區的地勢、風土、人情，為了在台灣取得土地與商業貿易的利益，乃提出台灣「番」地無所屬論，並向日本人提供此論調，建議日本出兵征台。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漸有擴張領土的野心。明治維新之初，命對馬島藩主宗義達任與韓交涉，領其遣使赴韓，告知以日本維新及修好之旨，韓以日本維新後效法歐美，又文書中有僭越之言，拒絕不受，引起野心家如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及副島種臣認為非用武不能解決問題，日本的征韓論大起。而同治九年（1870）日本派柳原前光等人來華，要求通商立約，幾經折衝後，由李鴻章與伊達宗城簽訂通好條約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條。此條約日本最後放棄「一體均霑」、「內地通商」等詞語，然而卻也引起日本不滿，形成日後日本藉機起釁的引線。[40]

同治十年（1871）十月，有琉球島民六十六名，遭風壞船，飄至台灣南部之八瑤灣（屏東滿州鄉海岸），其中五十四人，為牡丹社（屏東縣牡丹鄉）「生番」所害。餘十二人，由我政府優恤，遣返琉球。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日本陰謀生事，冊封琉球王尚泰為藩主，藉口琉球已屬日人，作為侵台張本。同治十三年（1873），日人派大批日諜測探台灣軍情，足跡遍全島；並以豬、酒、鹽、布等物，利誘山後「番人」，冀為所用。同治十三年（1874）3月，日人侵台，由社寮（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藉口討伐「生番」，實則預謀侵佔。同月清政府聲明生番地方為中國轄境，不容日本窺伺，並派沈葆楨帶輪船兵弁前往台灣生番一帶查看，相機辦理。四月日軍大舉進犯，焚殺番民，情勢危急。十四日清政府授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飭星夜渡台。五月四日，沈葆楨抵台。[41]

沈葆楨自受命後即開始思考如何解決這一危局，並決定以積極的設防來遏止日人的氣焰。然而台澎的班兵積弊已深，疲弱不可用，是以奏請在台地招募兵勇，同時請調徐州武毅銘字軍，並調前南澳鎮總兵吳光亮、這將候補道劉璈至台，用資任使。[42]

沈葆楨抵台後聞日人欲利誘山後諸番，乃派同知袁聞柝由海路馳抵埤南（台東縣一帶），傳集各社頭人剴切開導，以卑南與西路無道路可通，乃開闢由赤山至卑南。另由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由東澳起工，開鑿北路蘇澳花蓮道。[43]在沈葆楨積極經營台灣開路設防的作為下，日人轉變態度，於十月廿五日牡丹社事件中日協議成立，日軍撤離。

二、獅頭社叛與武毅軍平亂

光緒元年（1875）正月初八日，獅頭社叛，戕害刺桐腳莊民，遊擊王開俊率師進討，孤軍深入。獅頭番乃結附近龜紋等十八社，阻險狙擊，王開俊遇伏陣亡。而楓港、枋寮一帶道路不通，瑯橋各社蠢動。二月，駐瑯橋淮軍統領唐定奎派提督王德成、周志本、張光亮等，帶七營兵勇分紮枋寮、南勢湖（在枋山鄉）、枋山等處，以進撫內、外獅頭諸社番。並自南勢湖開路至刺桐腳計三千丈，寬三十丈，使諸番無莽可伏。在唐定奎扼守竹坑山口，築營壘防守下，三月十七日分四路進攻竹坑社，另分二路由後進擊，以此方式且戰且進，直搗巢穴。至四月初克竹坑社，繼進軍內獅頭社。惟以內獅頭社前，懸崕如削，無路可通，乃循龜紋溪闢路而進，大破內外獅頭社。至五月初九，群番相率請降，唐定奎示以七事：曰遵薙髮，曰編戶口，曰交兇犯，曰禁仇殺，曰立總目，曰墾番地，曰設番塾，並以龜紋社長野艾向為諸社頭人，仍拔為總社目以統之。五月並設招撫局於刺桐腳。六月置卑南廳，改台灣南路理番同知為台灣南路撫民理番同知。[44]

昭忠祠之立，乃因獅頭社反亂，武毅軍進剿南路番社，將士有所傷亡，為安撫此橫死之鬼，如李豐楙所提「常與非常」理論，面對此非常態死亡之怨靈，必須以祭祀手段安撫之，使其不對生人所有侵犯，是以有昭忠祠之設，更附設義冢，以收埋屍骨。

三、祠祀之祭

從安撫亡靈的角度上視之，昭忠祠可視為厲壇的一種。清代的厲祭，地方官府每逢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例皆設壇致祭。蔣毓英的《台灣府志》記載：

郡邑有司，每歲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先期一日，主祭官牒至城隍。至祭日，設城隍位於壇上，用羊一、豕一；設無祀鬼神牌於壇下，用羊二、豕二，以米三石為飯羹，香燭酒紙隨用，其祭文載會典，甚悽惻。府屬壇在東安坊，台灣縣附府祭；鳳、諸二縣之壇草創，致祭無定所也[45]。

    據「昭忠祠祭田碑」所記：「台灣鳳山縣淮軍昭忠祠義冢祭田數目出入額款章程……昭忠祠春秋兩祭，每祭額支犧牲洋十一元。又中元節延僧施食經貲費用額支洋二十元……司事春秋往祭枋寮義冢夫價川資每次支洋六元，如領費不往祭奠，查出隨時革追。」[46]顯然昭忠祠另附有義冢，以收埋死亡將士，另設有專責人員掌理祭祀工作。

  參考書目

一、書書

盧德嘉，《鳳山采訪冊》，南投：省文獻會，1993翻印

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台北：自立報系出版，1993

  二、論文

王志宇，〈台灣民間信仰的鬼神觀—以聖賢堂系列鸞書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7（2003），頁117-140

王志宇，〈臺灣的無祀孤魂信仰新論——以竹山地區祠廟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6（2003），頁183-210

李冊〈甲午戰前的臺灣經營﹣﹣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史聯》14（1989年6月），頁37-49

周錫侯〈沈葆楨在臺灣的經營〉《史聯雜誌》13 （1988年12月），頁57-59

張世賢，〈沈葆楨與臺灣建設〉，《中國行政評論》9:2 民89.03 頁135-172

張世賢〈沈葆楨治臺政策〉《臺灣風物》25:4（1975年12月），頁24-60

曹永和〈清季在臺灣之自強運動--沈葆楨之政績〉《中國文化復興月刊》8:12（1975年12月），頁17-24

盛清沂〈清代同光之際「開山撫番」史事編年〉《臺灣文獻》30:3（1979年9月），頁1-26

郭果六，〈淮軍名將章高元的故事〉《故宮文物月刊》21:9（2003年12月），頁66-86

陳在正，〈牡丹社事件所引起之中日交涉及其善後〉《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22(下)（1993年6月），頁29-59

（七）聂士成，是淮军最后最为英勇悲壮的一位英雄，故先将他的史实陈述如下：

聂士成传

聂士成(约1840～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县西北乡岗集(今属长丰县)聂家祠堂人。兄弟三人，行二。幼年丧父，家贫，母子兄弟相依，租种几亩田地，勉强维持生计。

聂“状貌魁肃”，…“虬髯虎眉面色赭”。[2]‘‘少负勇略”，[3]为人豪侠仗义。一年，曾有一夏姓商贩被匪徒追杀，聂母藏匿之，使其幸免于难。聂归后热情相待，结为至好，[4]咸丰九年(1859)，夏氏弃商从戎，应募入袁甲三的临淮军，不久升任哨官，遂函邀聂前往为勇，聂投身军旅。

同治元年(1862)四月，随队配合清军攻下庐州府城合肥，叙功奖外委。寻升把总，加五品顶戴。十一月，袁甲三以病开缺回籍，其所招募练勇多被裁撤。二年(1863)，聂赴沪投入淮军刘铭传“铭”字营。连克太仓、昆山，擢守备。再克江阴、无锡，升都司。三年(1864)四月克常州，迁参将。复随主将刘铭传追击太平军至皖南广德州和浙江湖州。五年(1866)清廷追叙淮军分援浙、皖、闽三省战功，聂以副将补用。

太平天国失败后，铭军被调往中原地区，成为剿捻的“游击之师”。七年(1868)聂以剿平东捻功，“诏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并赏给一品封典。”剿平西捻，以提督记名。此后，带部在直隶、陕西、山东等地驻守。

光绪十年(1884)八月，法军侵占基隆，台湾危急。刚莅任的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的刘铭传电乞援军，聂士成闻讯，慷慨请缨，李鸿章壮之，随即从“盛”字营、“铭”字营抽调800精壮，于十二月初七日乘坐租来的英轮“威利号”从山海关启航，驶抵台南。登陆后，攀藤缘壁，跋涉千里，于十一年(1885)正月十五日进抵台北。

其时，正值增援台湾的湘军王诗正等新败，法军正在攻击月眉山，军锋指向台北孔道六堵。刘铭传深恐孔道被堵，当即派聂率所部驰往策应。扼险与法人相峙，并主动出击，“奋摩敌垒，连战克捷。”二月十九日<巴黎停战协定>签订，法军相率撤去。大陆援台

的湘淮军也陆续撤回。聂于是年底撤回直隶芦台防地。所率800健儿多因瘴气熏蒸、水土不服而丧。聂本人也因颈上生疽几死。“奉旨记名以海疆总兵简放”。

光绪十三年(1887)，驻旅顺的庆军统领病故，适署天津兵备道周馥路过芦台，听到聂士成英勇善战的事迹，觉得聂是一位将才，遂向李鸿章密荐聂为营官，往旅顺接统。从此，聂肩负起了修建、镇守要塞的重任。

十七年(1891)，李鸿章等检阅海军及海防基地，奏报聂士成建设旅顺军港之功，赏加头品顶戴，调统芦台淮、练诸军。

同年十月，热河朝阳爆发金丹道教起义，“京师震惊”。直隶提督叶志超衔命前往镇压。聂偏师前驱，以数十骑往侦虚实，突陷于重围中，但以计突围，出而未伤一骑。翌日挥军大进，势如破竹，不逾月而破贝子府据点，俘获义军首领杨悦春，余众星散。论功，赏

穿黄马褂，换巴图阿巴图鲁名号。十八年(1892)五月实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驻芦台。光绪十九年(1893)秋，奉派巡视东北边疆。带数名具有军事知识、懂得测绘的武备学堂学生，轻装简从，出山海关，迤逦而至奉天、吉林、黑龙江以及沙俄东边各地。翌年复入朝鲜，历方各道以及仁川、汉城。共约八个多月，行程二万数千里，了解边疆防务，并将所过山川要塞，用西法绘成军用地图。对沙俄鲸吞蚕食我疆土的严峻形势他深为忧虑；视日本为“心腹之忧”，认为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国之危，亦我国之大患也!”此外，对东三省的边防建设、垦荒、采矿、征税等等，他都向地方当局，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对流落异域、迭遭苛待的同胞，深为同情。后来，又将在各地了解到的情况和形成的见解，写成约l0万字的

《东游纪程》一书。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恳请清廷派兵协助镇压。李鸿章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前往。叶令聂为先锋，率芦台马步910人，乘招商局“图南”号轮船从大沽口出海，于五月初五日至牙山海口登陆，进扎牙山县城。初九日，聂派人前往全州招抚义军，义军已先一日“弃城遁”。聂亲率数十骑至全州，见居民露宿街头，其状甚苦，当即发放银元1806元(户均2元)赈济。

其时，日军已大举侵入朝鲜。为不给日军侵朝以借口，改变孤军孑立的不利局面，聂与叶拟内渡回国，迨有所备时再发，以之电请李鸿章决断。而李鸿章“和议决裂，速备战守”[5]的电报却于二十二日传至。当天下午，聂就驰往成欢驿观察地势。

成欢驿，在牙山西北50里，为汉城至公州要隘。当时，清军驻牙山的总兵力为3880人。二十四日，聂抽调部分兵力至成欢，分扎要处。当晚，‘‘高升”号被日舰击沉的消息传至，又探得由汉城来犯之敌已逼近振威，深感兵单难敌，请叶派兵相助。叶派江自康、许兆贵各带一营至。二十六日叶亦至，与聂议战守。聂告以“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势，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61叶采纳了聂的建议，率所部500 人前往。

六月二十七日凌晨，由4000人组成的日军混成旅团的前卫部队越过安城渡进至佳龙里，突被预伏于此的聂军截击，中队长松崎直臣当场毙命。黑暗中，日军不知虚实，慌乱退往安城渡桥，桥小人众，拥挤坠水溺死者不少。黎明，后续部队赶至，依仗人多，分道包抄；清军分头堵击，人自为战。聂士成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往来指挥策应，给敌以重创。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军火又垂尽，不得不突围而出，退往公州。后又绕道至平壤会合大队。此战，清廷赏聂士成刚勇巴图鲁名号。

八月十六日拂晓，平壤失守，叶等从平壤退至安州。当时，安州有马步八营，再就地收集溃兵，略作整顿，可以一战。聂请叶在安州开展狙击战，叶不许，纷纷逃过鸭绿江，回到本国境内。九月十五日，清廷下令撤去叶志超、卫汝贵的统领职务，听候查办。明令宋庆传旨，将叶、卫所部各军交聂统带。宋只将叶部交由聂统，卫部改由新补重庆镇总兵吕本元和前重庆镇总兵孙显寅分统。撤回之军加上续调各部，共八十一营零五哨，总3．04万人，散布在西起海岸东至鸭绿江上游长甸城附近的沿江数十里的防线上。聂率芦榆等军驻虎山栗子园一带。此时宋庆已被任命为帮办北洋军务、前敌诸军总统。

九月二十四日，日本第一军3万多人到达鸭绿江对岸的义州一带。二十七日凌晨，乘晓雾弥江架浮桥暗渡主力，从三面扑向虎山。扼守虎山东侧的聂士成与守在山项的总兵马金叙配合默契，在宋得胜、马玉岜各部支援下，自卯至午，力战6个钟头，打得日军“伤亡鳞叠”，直至主帅宋庆及各路清军皆后撤，才放弃阵地突围出。次日，日军侵占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市)。

从虎山撤退至凤凰城，宋庆接得清廷“择要扼防”的电旨，但凤凰城“无要可守”，遂设防于摩天岭。聂守御摩天岭(即大岭)、石佛寺，吕本元、孙显寅驻扎岭前之甜水站、连山关一带。十月四日。日军大队进犯连山关，吕本元率盛军马队出战失利，聂驰救不及，退扼山巅。十月二十五日，清廷授聂为直隶提督。二十九日夜，聂密约盛军接应，冒雪亲率数百骑，乘敌不备夺回连山关，击毙敌将富冈三造，聂士成防守益固。

十一月三二十二日海城失守，辽阳危殆，李鸿章电令聂等“回军设法夹击海城(日军)大股”。同日，宋庆依据李的指令，电饬聂等“向南夹击，合并一路，相机攻剿。”聂认为摩天岭为辽、沈门户，不宜轻弃。他将留守事宜商诸吕本元、孙显寅、耿凤歧等，他们皆不敢肩此重任。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等坚请“万勿轻动，致碍全局”。于是，聂电复李、宋，说明“万难回顾情形”。十二月一日，光绪皇帝谕令裕禄“飞咨宋庆另行筹调，并饬知聂士成等仍严扼大高岭，以杜贼西窜之路”。[7]

十二月七日，聂士成电禀李鸿章、宋庆，请求同意他直出敌后以救辽阳的计谋，日：“军兴以来，只闻敌来，未闻我往，此敌之所以前进无忌也。拟将岭防布置严固，率精骑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或截饷道，或焚积聚，多方扰之，令彼首尾兼顾，防不胜防，然后以大军触之，庶可得手也。”[8]未获允准。十五日，裕禄电告聂士成，即将反攻海城，望主动出击配合。次日，聂即率马步千余人，经过余堡、大甸子、金家河，直逼薛里站。吕本元、孙显寅、耿凤鸣、江自康等亦派队前来相助，薛里站日军“坚守不敢出”。聂士成指挥的辽阳东路之战，粉碎了日军“取奉天度岁”的美梦，创造了甲午战争中成功地进行积极防御的范例，显示了聂士成的军事指挥才能。“自是，中外皆钦其名”。[9]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八日，山东威海卫军港陷落，北洋舰队覆灭，天津、北京受到日军南北两面威胁。李鸿章以畿辅吃紧，饬聂士成回直整顿，令按察使陈浞率福寿军十营填扎摩天岭。聂令夏青云马队暂留一日候陈至再出发，自率骑兵小队先盈行至甜水站与吕本元、孙显寅面商岭防诸事后，登程入关。二月一日接得帮办北洋大臣王文韶咨文：著即接印视事。次日至津，谒李鸿章、王文韶，随即赴古北口直隶提督住所。

甲午惨败的事实表明，中国在军事近代化上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也落后于“蕞尔小邦”日本。还在战争期间，清廷就打算依照西制组建新式陆军，而这一历史重任，终于落到了聂士成的肩上。同年闰五月初五日，聂奉督办军务处之令，以淮军武毅军为基础，组建成三十营的武毅新军，采用德国陆军营制，分设步兵、骑兵、工程兵、辎重兵等兵种。“各军操练，一律改用西法”。聂在练兵中“躬与士卒同食饮卧起”，大力推行新法，训练认真，使武毅军很快就成了清军中近代化程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友人“访聂氏于军中，见其军屹若长城，壁垒精严，聂问可以任一战否?余日：‘此正庄生所谓木鸡，国之桢干也。’聂亦厚自期许，欲以一战雪国耻，振国徽，”[10]时刻准备对外作战， 而“不敢稍有瞻顾”。[11]

二十四年(1898)八月戊戌政变后，清廷开始集中兵权，命军机大臣荣禄执掌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十月，荣禄奏准设立武卫军，以聂士成率部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袁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自募万人驻南苑为中军。十二月十四日，聂奉命总统直隶淮、练各军，他又是直隶提督，节制全省绿营。所以，聂土成的军权远在袁世凯之上，实际上，他继承了甲午战前李鸿章的军事地位。是年冬，“阅伍塞外，奉旨入都祝嘏，赏紫禁城骑马”，聂在清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地位特殊。

义和团运动初兴，清廷初持围剿反对态度，谕令“严拿首要，解散胁从。”聂奉令派出马队前往河涧、深州、冀县镇压。清廷中途变计，改剿为抚，并由此传旨申斥聂士成，说他不分良莠，不判首从，滥施杀戮。或许聂已预感到会有忠而获咎作替罪羔羊的这一天，所以在举兵镇压之后，立即致电荣禄，申诉自己万不得已之苦衷：“拳匪迭煅铁道，非捕击不能靖乱。士成奉旨保护，责有攸归，大局所关，实深悚疚。亲督马步队沿铁道痛击，不及请示，俟大局底定，如何责备，不敢辞”。[12]不久，回驻杨村。

其时，令聂疚心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祸福休咎，而是外侮，是列强以“保护使馆”名义大量调兵来华的严酷现实。二十六年(1900)五月四日，聂士成电告直隶总督裕禄：“伏查目下情形，外侮尤亟，洋兵到津过多，恐滋他患……仍求严饬炮台各将领认真准备。再，我国兵轮雷艇，似宜饬令择要聚守，以备不虞”。[13]时八国联军近2000人在英国海军中将、驻华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下，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并不断增兵津沽。聂急电裕禄说：“伏思外人纷来，海防吃紧，敝军久驻杨村，毫无裨益，当饬队回芦，以备不虞”，主动请求转入对外战场。

五月十七日，聂奉命率部赴津扼守，随即迅速赶至军粮城。二十日，八国联军不宣而战，攻占大沽炮台。聂复奔赴天津，指挥战斗。二十五日，清廷仓皇颁诏，对外宣战，昭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要各省督抚“招集成团，借御外诲”。津防空虚，聂部十多营，不足万人分守在城西南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紫竹林租界东北侧，老龙头车站以及北仓、军粮城等处；同日，明令抽调赴津的浙江提督马玉昆部尚在山海关未动；而攻占大沽炮台的侵略军则汹汹涌入紫竹林租界。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聂士成向主持津防的裕禄慷慨陈词：“今国衅即开，天津首当其冲，吾目未瞑，必尽吾职，不许外兵履土”，决心尽军人以身许国之天职。临战前，派人将老母送回故里，以示决一死战。二十六日，在西沽一带聂士成挥军痛击退向天津之西摩尔部，击毙德军凯塞林、奥卡斯和布给茨中校。[14]二十七日，聂令其部将率五营部众往夺为西摩尔占领之西沽军械库，得而复失，但给敌以重大杀伤，英国海军疃战队炮兵队之贝茨上校被击毙，西摩尔派往天津租界求援之部队亦被截击遁回。[15]

自清廷明令嘉奖义和团之后，潮水般的义和团民涌入京津，仅天津就不下3万人。他们与曾经镇压过他们的着洋装使洋枪的聂士成部有嫌怨，“遇武卫军则诟辱”。士成检勒部下毋妄动，甚至遇之于道，持刀奔马首亦避之。紫竹林租界是八国联军麇集的地方，一直是聂部与义和团进攻的重点。六月初七日，裕禄与聂士成、马玉昆等会商，协调步伍，“联合张德成、曹福田两团拳民，分路进攻紫竹林"。[16]初八日晨，聂军从城南迂回到租界西南，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放大炮，向租界、马厂猛轰，竞日不绝。进至马厂、八里台等地。初九日，除以5营留守外，聂士成将驻守芦台的武卫前军全部调来天津，分扎海光寺、陈家沟等地，与浙江提督马玉昆所统武卫右军一道，投入天津保卫战。他们在加紧围攻紫竹林的同时，又联合围攻侵略军于天津机器局，一日之内连攻5次，打得“该局烟雾迷天，洋兵纷纷窜出”。[l7]初十日，聂部在小西门设炮两尊，击毁紫竹林洋楼l座。晚间，敌向马家口潜进，张德成率民团数千，与营官蒋顺发、周行彪所统之淮军并力将其击退，乘势追抵租界，将附近一带之洋楼焚毁。是晚，聂复选勇百名潜至跑马厂，以手雷伤毙敌军多人，并将该处洋楼3座焚毁。[18]十一日夜，聂率队夺回小营门炮台，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十二日，团民与清军合力猛攻租界，酣战竟日。

鏖战兼旬，使侵略军感到“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据载，“当时华兵之轰击天津者，共有一万二千人，大半系聂军门由芦台调来之部下洋操兵，所带军械均系极佳之毛瑟枪，并有极好炮队，该兵士即将新式各炮，安置于天津城内炮台上面，对紫竹林租界……当该炮轰击租界时，……租界房屋无一处不被击毁者”。罗悖郅：<庚子拳变余闻>说：“聂军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战十余次。租界几不支。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之悍者”。

六月十三日，正当聂士成身先士卒殊死拚战之时，清廷以“不知振作”，“并无战绩”的“罪名”，予以“革职留任”处分，责令其“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口炮台，以赎前愆”，并发出警告：“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照军法从事，决不宽贷”。[19]聂士成蒙冤受屈，陷入内外交困、进退失据之境，但他仍坦然处之，与侵略军血战到底!

这天凌晨，英、法、美、日、俄五国侵略军近万人扑八里台、跑马厂聂军阵地。聂军势单，退八里台。聂闻讯自小营门率部赴援，冲至八里桥附近，陷入重围。日军“燃毒烟炮，我军稍却。士成立于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日：‘此吾致命之所也，跄此一步非丈夫矣’，遂殒于阵”。[20]裕禄于奏报中叙聂士成阵亡经过云：“十三日丑刻，有洋兵大股来袭该军驻扎八里台之队。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该提督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少退。营官宋占标劝令退后将息，该提督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其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21]

六月十五日，清廷以聂督战阵亡，“尚非退葸不前者比。著开复处分”，但仍责以“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乃竞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22]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作《聂将军歌》以咏之：“大沽昨报炮台失，诏令前军作前敌，不闻他军来，但见聂字军旗入复出。……外有虎豹内豺狼，警警犬吠牙强梁，一身众敌何可当?……天苍苍，野茫茫，八里台，作战场……”读之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催人泪落。

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署理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清廷追赠聂士成为太子少保，照提督阵亡例赐邺，国史馆立传，建专祠，谥忠节。[23]天津上下，为纪念这位爱国将领，将八里台桥改名“聂公桥”，桥前立一巨碑，文日：“聂忠节公殉难处”，两边佩联为：“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24]

子宪藩，字维成。日本振武学校毕业生。民国八至十年(1919～1921)曾任安徽省长。

  注释：

[1][9]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C2]黄遵宪：<聂将军歌)。

[3][12]汪声玲：<合肥聂忠节公事略)。

[4][24]1991年新修：(长丰县志·人物·聂士成、聂宪藩)卷二三。

[5][6][8]聂士成：<东征日记)。

[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七。

[10]<名人轶事·淮军后起之三名将谈)。

[11]<吴汝纶尺牍)，“答聂功亭尚书”第二卷。

[1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4266页。

[14][15][16][17][18][21]李文海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l91，195，238，245。

    247，259--260页。

[19][22][23]<清史列传·聂士成)卷六一。

[20]金松岑：<淮军诸将领传·聂士成)(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聂将军歌

聂将军，名高天下闻。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朔将帅无人不爱君。燕南忽报妖民起，白昼横刀走都市，欲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是何鼠子乃敢尔？将军令解大小团，公然张拳出相抵，空拳冒刃口喃喃，炮声一到骈头死。忽来总督文，戒汝贪功勋。复传亲王令，责汝何暴横。明晨太后诏，不许无理闹。夕得相公书，问讯事何如？皆言此团忠义民，志灭番鬼扶清人；复言神拳斫不死，自天下降天之神。国人争道天魔舞，将军墨墨泪如雨，呼天欲诉天不闻，此身未知死谁手，又复死何所？

大沽昨报炮台失，诏令前军作前敌，不闻他军来，但见聂字军旗入复出。雷声肱肱起，起处无处觅。一炮空中来，敌人对案不能食。一炮足底轰，敌人绕床不得息。朝飞弹雨红，暮卷枪云黑，百马横冲刀雪色，周旋进退来来击。黄龙旗下有此军，西人东人惊动色。敌军方诧督战谁，中旨翻疑战不力。此时众团民，方与将军雠。阿师黄马褂，车前鸣八驺。大兄翠雀翎，衣冠如沐猴。亦有红灯照，巾帼赢兜鍪。昨日拜赐金，满车高瓯窭。京中大官来，神前同叩头。懿旨五六行，许我为同仇。奖我兴甲兵，勉我修戈矛。将军顾轻我，将军知此不？军中流言各哗譟。作官不如作贼好。诸将窃语心胆寒，从贼容易从军难。人人趋叩将军辕，不愿操兵愿打拳。将军气涌遍传檄，从此杀敌先杀贼。

将军日午罢战归，红尘一骑乘风驰，跪称将军出战时，闯门众多偻罗儿，排墙击案拖旌旗，嘈嘈杂杂纷指挥。将军之母将军妻，芒笼绳缚兼鞭笞，驱迫泥行如犬鸡，此时生死未可知，恐遭毒手不可迟，将军将军宜急追。将军追贼正驰电，道旁一军路横贯，齐声大呼聂军反，火光已射将军面，将军左足方中箭，将军右臂几化弹。是兵是贼纷莫辨，黄尘滚滚酣野战。将军麾军方寸乱，将军部曲已云散。将军仰天泣数行，众狂仇我谓我狂。十年训练求自强，连珠之炮後门枪，秃襟小袖氆氇装，藩身汉心庸何伤。执此诬我谗口张，通天之罪死难偿，我何面目对我皇？

外有虎豹内豺狼，謷謷犬吠牙强梁，一身众敌何可当？今日除死无可望，非战之罪乃天亡。天苍苍，野茫茫，八里台，作战场，赤日行空飞沙黄，今日被发归大荒。左右搀扶出里疮，一弹掠肩血滂滂，一弹洞胸胸流肠，将军危坐死不僵。白衣素冠黑裲裆，几人泣送将军丧，从此津城无人防。将军母，年八十，白发萧骚何处泣？将军妻，是封君，其存其殁家莫闻。麻衣草屦色憔悴，路人道是将军子，欲将马革里父尸，万骨如山堆战垒。

[46]盧德嘉，《鳳山采訪冊》，頁358-360。

                                            （作者翁飞：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