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合肥沦陷，西庐寺远离城市，交通闭塞，偏安一隅，保持着一时的平静。合肥城里“跑反”的难民、安庆等地沦陷区的僧侣们不甘心在日军的铁蹄下屈辱生存，一起 拥向紫蓬山。国难当头，西庐寺作为佛门以弘法济民、护佑苍生为宗旨，视社会慈善、解危险困为义举。三惺方丈自己是苦难中走过来的人，能体恤逃难者的苦处。兵荒马乱时，山上的香火钱和庙田地租收入已大为减少，他和庙内僧侣咬紧牙关开仓为这些逃难者施食。早年笔者曾专访过合肥书法名家葛介屏先生，葛先生称：他当年曾是逃难者，亲眼目睹“跑反”人上山的场景。他说：庙里施食先是管一进一出，即进入寺内管吃一天，留宿一夜，第二天即走。可是有些人无处可投，第二天赖着不走，人数越来越多，最高峰达到七八百人，寺内大殿都住满了人，数月间疏散后还有二百余人。日久天长，西庐寺原有僧人只得勒紧裤带，把日常的三餐改为过午不食，只吃两餐，就这样仍然负担不了。加之剩下未走的多数是僧侣，丛林寺院有规定，和尚挂单后愿意住下的可以留下，而现在对于长期避难的僧侣们更不便撵他们下山。不得已，三惺方丈呈文到重庆报国民政府要求赈济。国民政府由重庆派一大员前来西庐寺考察，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只落得一纸“垦殖自救”的空头批文。这一批文至今仍存放于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内。从这时起，西庐寺僧侣们真的在毗邻的千字山山坡上开了一片茶园，年收茶叶千余斤，在困境中自力更生。
抗战初期，社会秩序混乱，合肥西乡土匪出没频繁。当时人称：“遍地黄花开。”到处都是土匪打劫，拉耕牛，报铺盖。耕牛是农家命根子，因西庐寺有枪支护庙，土匪不敢侵扰，邻近村庄多有把耕牛赶到庙内躲避，寺内也给予保护，深得民心。
1938年春，桂俊亭领导一支红军游击队，活动在紫蓬山区的吴山口、孙集、防虎山一带打土豪，分大户。在紫蓬山南打开叶大圩、王小圩，在山北打开周老圩，将周老圩的财务和当铺内的衣物拿出来分给周围群众，还处死了四个圩主。这一下可震惊了西庐寺三惺方丈，西庐寺比不上周老圩那样富有，却也是有地租，有山场，有钱，有枪。游击队在打开那三家圩子以后，又派人进入西庐寺向三惺方丈借枪、借钱。三惺方丈深知周老圩那样的势力都不能自保，寺院就更无法抗衡，况且游击队经常在山前山后周边地区活动，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端掉西庐寺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于是他见机行事，顺应时势，决定给游击队送枪、送钱。
给游击队送枪，可不是儿戏，传扬出去，让卫立煌知道自己赠给西庐寺的护山枪支又被寺庙转送给红军游击队，西庐寺住持等都是要掉脑袋的。这样的大事委派谁去呢？三惺仔细琢磨后，选定了寄凡和尚。寄凡和尚虽然年轻，但他办事老练，也很机灵，又有文化，前些时候还在上海、浙江等丛林寺院住过几年，见过市面，是合适人选。三惺在给寄凡嘱托一番以后，要寄凡会见桂俊亭，商讨送枪方法。寄凡去后，第二天下午庙里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并带了两名卫兵。这位军官进入寺院后，一不烧香，二不拜佛，在大佛殿游览一番即到方丈坐下要打牌。三惺方丈心中有数，即安排人陪玩，一直玩到深夜才散去。原来这位化妆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前来取枪的游击队队员。天亮前他们把预定要送的枪支装入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箱中。为了避开庙内僧众的的耳目，第二天清晨寺内例行的大殿早课改在禅堂里做，当全寺和尚们都集中在禅堂念经时，这边静悄悄地把那两只箱子抬到大山门外。三惺方丈身披袈裟，把客人送上了路。这次给游击队送长短枪十五支。
第三天清晨，寄凡坐着一乘青布小轿，后面跟着一副挑子，装成给下山大施主送礼的样子，走出庙门，到防虎山时，路边有人“迎接”，又给游击队送去两千块银元，自此以后便同游击队搭上了关系。时隔不久，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游击队改变成新四军一个大队。因为这件事做的机密，一直没被传扬出去，即便是寺院内人，也只知道卫立煌给西庐寺送枪护山，却不知道西庐寺大和尚又给红军游击队送枪。“轶话”中这段文字是听王萍（寄凡后来还俗名）的老伴颜魁兰所述，并在王萍档案中得到证实。
（本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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